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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解佩剑:反右前知识份子的陷落

阅读152| 发布: 2018-01-23 15:16 | 点赞: 986

自解佩剑:反右前知识份子的陷落

反右对大陆知识份子来说犹如平地惊雷,似乎是毛泽东圣心瞬逆。其实,这场运动不仅源自特定的中国政治环境,也源自当时的社会基础。反右前知识份子整体左偏,所持守的人文价值严重倾侧,乃是反右得以爆发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从社会态势上说,若无1957年以前的种种铺垫,惊天动地的反右就不可能从天而降,更不可能迅速推进。仅仅指责毛泽东“轻诺延安,寡信北京”[1],将历史纯然归结于个人因素,实浮浅表。

一、一面倒拥护中共

1949年,中共举着纠正国民党种种弊政的大旗,彙集民主自由的时代洪流,慷慨进城得到当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集体支持。1949年1月31日,北京高校师生冒着刺骨寒风,举着小旗到西直门欣喜若狂地欢迎大军入城[2]。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有60人留居大陆,仅有12人飞美、9人赴台[3]。截至1950年8月,海外留学生5,541人,1950至1953年约2,000人归国,包括中研院院士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及钱学森、老舍等。华罗庚发出《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4]中共大军入沪次日,竺可桢在日记写道:“民国16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今日之倾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5]

陈寅恪、吴宓、朱光潜这样的头面知识份子一再拒绝飞台[6];留美生余上沅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机票[7];冰心夫妇、钱锺书访学台湾亦北归。众多中间派知识份子选择留居故土。演艺界刘琼、舒适、孙景璐、冯吉吉也从香港归来[8];美学家吕荧从台湾抵京[9]。知识份子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对新政权多寄託厚望,强大的民族情结使他们亟愿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

1949年4月,国府谈判团长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十分兴奋,谈到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虚心学习等种种美德,感慨万分:“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10]同年9月,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在政协发言:“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司徒美堂附议:“‘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11]

师从冯卡门(TheodorevonKármán)的物理学博士郭永怀,1956年準备回国,台湾教育部派员登门,劝其即使不愿赴台也不要去大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访美,学生请梅吃饭,梅听说郭等已买返回大陆的船票,半晌没说话。胡适听说郭要回大陆,感慨万千:“像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了,真是人心所向啊!”[12]留英生吴世昌于大饥饿时期回国,他曾主张“第三条道路”,但非常爱国,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13]。

一些知识份子对山沟里出来的中共是否具有治国能力虽存疑惧,但对腐败的国民党却详熟之至。正是对国民党的痛恨,使他们形成对中共的天然好感,不仅为中共的胜利欢呼,也全盘接受中共改造社会的整体设计,包括自己并不熟悉的意识形态。张奚若被费正清(JohnK.Fairbank)认为是昆明最坚定的无党派自由人士,笃信个人主义,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质,反右前曾出任高教部长,“充当集权主义的官僚”[14]。1948年初,冯友兰在夏威夷过海关,美方见他的签证是“永久居留”,便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幺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说“不用了”,将签证交还给验关员[15]。留德哲学博士季羡林晚年回忆道[16]: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份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幺嚮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彷彿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

二、全面接受阶级论

既然知识份子对新政权竭诚拥护,对其意识形态也就不可能设防抗御。更何况,“大同”乃中国士子的千年梦寐,“均贫富”的共产构想一直闪烁着朦胧迷人的光芒。那些此前不相信山沟沟“土八路”能成事的知识份子,如今眼看共产党即将改变全社会,不免自惭形秽。

1951年,在毛泽东倡导下,数十万知识份子参加土改工作队,成为“旧知识份子”思想转变的起点。在虔心接受阶级论的基础上,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原罪”。1951年3月2日,萧干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吴景超稍后于《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毛泽东均批示“写得很好”,令《人民日报》及各大报转载[17]。雷海宗也撰文:“我们的全部所学,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袱。……不只对我们无用,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份子也无甚大用处,往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18]此前,中国知识份子向以留学欧美为镀金,现在却以参加土改为镀金,时代风气陡然一变。

1949年9月,一些高级知识份子主动提出“洗澡”。张志让撰文:“我一向认为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而要实现这个要求,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必须普遍推行。”[19]1951年暑期,北大校长马寅初组织职员进行四十多天政治学习,认为颇有成效,推广至教员。9月7日,马致书周恩来,邀聘毛刘周朱等十位中共领导为政治学习教师。10月,毛将知识份子自发的政治学习转为官方行为,从理论学习转为教育改造,改变了马寅初设定的学习性质,教育部闻风而动,“洗澡”运动由是而起[20]。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中研院院士陶孟和说:“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在旧社会里长大的,他必然带着旧社会里所加给他的包袱。……这次人民革命所打倒的、所推翻的正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东西,正是过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经常处理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熟悉的东西,不能继续存在而不得不抛入废纸篓了。这不能不说是今日大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凄惨的、可怜的处境。”[21]马列主义几乎毫无抵抗地为知识份子集体接受,过头过激之论已然露头。

清华、燕京、辅仁等美资高校所有教师都下水“洗澡”——检讨出身与所受教育、交代个人历史、清理思想尘垢、反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金岳霖、潘光旦检讨十二次才过关;冯友兰数次检讨不被接受;张东荪在师生大会上检讨三次;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四小时,讲到动情处热泪纵横,居然仍未通过[22]。知识份子真心实意接受批评,他们虽然从感情上不甘丑语自诋,参加交代个人历史的小组会更是如坐针毡,但却从理性上强迫自己必须自觉接受批判。

接受阶级论必然承认无产阶级高于其他阶级的先天优势,自会屈膝匍匐其下,同时也必然接受“斗争必要论”与“合理暴力论”,认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打造出“一个光灿灿的新世界”。一旦接受了左倾理论,知识份子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便大幅下降。1957年5月,费孝通二访江村,发现该村亩产从1936年的350斤增至559斤,农民生活却不如中共建国前。分析原因,费孝通一开始就掉入意识形态陷阱:“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23]逻辑起点使他一出门就走岔了道。既然不敢突破这一前提,也就不可能对亩产提高农民挨饿这一悖论加以实质性的剖析。

经过“洗澡”,红色恐怖初露峥嵘,知识份子慑于群众运动压力,敢怒不敢言。他们一时对共产党还不可能有深刻认识,无法从整体上否定左倾思潮的正确性,手上也没有抵御马列主义的思想装备。他们坚信共产党是高尚的,只是基层干部水平太差,才会发生种种过火行为。只有极少数高知“自绝于人民”。例如,清华化工系主任高崇熙教授不理解自己不去外国不去台湾,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为何还得接受这种待遇,愤而自杀[24]。更多的知识份子通过“洗澡”,最初的狂热有所冷却,叹息中开始夹起尾巴,谨守明哲保身之道。

思想改造运动是反右的前哨战。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中共顺利解除了知识份子的佩剑——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原罪说”使知识份子集体匍匐于新型意识形态之下,自废武功自动缴械,给了中共一呼百诺的政治特权,形成“无限上纲”的社会风气,为反右自织左网自填枪弹,自筑左壕自挖墓坑。这一“深刻影响”与“深远作用”,当时自然不可能为知识份子所悟识。

1956年,冯友兰撰文:“我敢说: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的光荣。”[25]吴祖光曾说:“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26]。党内知青白桦对胡风案有疑,“但……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怀疑毛泽东就等于怀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27]桀骜不驯的傅雷给国外儿子写信:“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的知识份子仿徨,你可不必仿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28]

青年知识份子更是深受斗争思维浸淫。《人民日报》编辑袁鹰后来回忆:“五十年代中,常听到周扬和别的文艺界领导人多次说过一句名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如雷贯耳,铭记在心,觉得说得深刻,很精闢,从此时时提醒自己‘脑子里要绷紧阶级斗争根弦’!”[29]舒芜说1949年后将政策当真理、思想教条化、人格政治化,不自觉地加入“以火与剑传教的宗教家”行列,以理杀人[30]。

三、未被警惕的种种前兆

进城初期,中共禁毒禁娼、普及识字、剿匪土改,革除种种不平等,社会气象甚合儒家“清明之世”。加上杀天津贪污高干张子善、刘青山,罢免报复批评的武汉市府秘书长易吉光,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作自我批评[31],邀请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卷宗审阅[32],等等,一时间颇具道德光环,全社会充满期待。徐悲鸿感叹:“一年之中,真所谓百废俱兴,一切应该做的工作,政府都在尽量去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在努力革除。……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33]梁漱溟说:“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34]

其实,貌似风和日丽的“1950年代前期”已出现一系列不祥之兆: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萧也牧、批黄碧野,还有“思想改造”、“忠诚老实”、“镇反”、“五反三反”,仅仅1955年就发生了批判胡风、批判丁陈、批判胡适、批判杜威(JohnDewey)、批判梁漱溟、批判“反动生物学家胡先骕”、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肃反运动。运动迭至,寒霜日浓。

不少文化人在各种运动中自杀。华东师大教授李平心,1952年受批判后持斧自劈头颅,经救治未死[35]。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经理俞鸿模,因胡风案被捕,释放后吞大头针自杀未遂[36]。1930年代北京第一女校校长孙荪荃,1950年代初裸身上吊自杀,留一字条:“我这样来,便这样去。”[37]“胡风份子”侯唯勤1955年自杀、卢甸发疯。胡风一案牵连二千余人[38]。

土改中约100至200万人被处死,“镇反”至少50多万人自杀,此时中央的方针依然是“不要过早纠正过度行为”[39]。“三反”、“五反”搞得工商业者心惊胆战,中央统战部居然提出这样的口号——“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40]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老闆卢作孚自杀[41]。

肃反运动,全国各级工作人员670万,每5人中有1人为肃反对象[42]。全国肃反专职干部75万,外调328万人次[43]。公安部长罗瑞卿向中共八大彙报,130多万人被当作斗争对象立案,真正的反革命份子8.1万[44]。季羡林回忆肃反:“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45]

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等重要文科的取消,也在报警,警示社会平衡性的消失。1950年代,社会上暗传一副嵌名联:“民族团结——李维汉(统战部长),百花齐放——陆定一(中宣部长)。”[46]大到意识形态价值指向,小到穿衣戴帽生活细节,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同一性,大规模的社会风暴已起于风萍之末矣。1954年起,“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47]

高层知识份子未能对已经严重左偏的政策引起警惕,还有一则必须强调的原因:对民主人士戚友实行专项保护。1951年6月3日,毛泽东批示公安部长罗瑞卿:“凡关涉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只收集材料,不忙处理。”[48]

四、撤守理性

党内高知在七大撤守理性防线。张闻天当面颂毛贬己:“他(指毛)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在这样伟大的人格前面……我们自己是如何的渺小呀!”张还将毛与“马恩列斯”同列[49]。刘少奇亦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50]据说连毛都不好意思。

1952年1月17日,水利专家张含英(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在《人民日报》上检讨,将自己二十余年致力水利工程与教育事业,说成“在这一事业心里还夹杂着个人兴趣和个人荣誉……我虽然是善意地办学校,我虽然主观上一切为了学校,但是我所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和群众利益是对立的。既然对立,虽然学校上了轨道,对同学们有益处,但也有助于反动政府的统治。……由此可见我过去没有敌我观念,更分不清敌我。这种落后的、糊涂的思想就使我很有条件做反动统治阶级的花瓶和帮凶,事实上反动统治阶级也认识了我这个花瓶和帮凶。”

北方交大校长茅以升承认过去三十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有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两大特性:自高自大与自私自利,自扣十三顶大帽子——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雇佣观点[51]。

1951年批判影片《武训传》,钱俊瑞苛责陶行知:“人们有权利发问道:为什幺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幺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而偏偏要化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作自己的招牌呢?”[52]就是这位钱俊瑞,1946年在陶行知去世时,曾经撰文《一代巨人陶行知》,肯定陶先生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53]。

生活上,知识份子也失去优越性。中央统战部1955年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知的生活均颇艰苦。与抗战前相比,高知收入大幅降低。大学教授1955年最高工资252.6元人民币,抗战前600元法币,摺合人民币1,500元(以战前1法币折人民币2.5元计),仅为16.8%,1955年高知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的六分之一[54]。1956年1月,中共希望改善与知识份子的关係,召开知识份子会议,各方面领导千余人出席,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不久召开政协会议,绝大多数高知一片感恩示诚,拜谢中共的信任关心,狠批自己的“妄自尊大”,知识份子“从旧社会带来的自我”被宣布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大敌人之一”[55]。明显走偏的言论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堂皇出现,说明整体意识形态严重出偏,且全社会尚无警觉,也说明警醒力量过于弱小,无法抗衡。

五、“挤”不进新社会

白桦认为所谓“1950年代前期的春天”是臆造出来的:“知识份子——即使是所谓党的知识份子,主观臆造出来的春天也是极为短暂的。……1953年全年只摄製了七部影片。一部电影剧本的投拍要经过层层审查才能通过,最后一个审稿人就是周扬,周扬不点头就不能投拍。”[56]最需要自由的文艺失去自由,成为规格统一的“齿轮与螺丝钉”,又一个苏联式的全能政治社会已然形成。

反右前,许多真话只能转入地下。罗隆基私下说:“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竞争”、“党员水平低,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因。”[57]吴宓1950年私下说:“批评、自詈方兴未艾,设若现在就百词自詈,将来日复一日,由渐而入,复何更丑更秽之词以进一步自詈,以示长进?”[58]相当一部分中高级知识份子的普遍心态是“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虽然有所抱怨,主调还是想“挤”进去。就是打成右派以后,章伯钧、罗隆基、黄琪翔也是一个劲挣扎着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59],再挤进去。胡适之子胡思杜“积极表现”——公开撰文批判其父,不仅不能入党,而且还被划右,“挤”不进新社会,36岁仍然单身的他上吊自杀[60]。

从延安开始,中共的知识份子政策就陷于两难之境。中共既需要大量知识份子的加盟才能获得组织发展,但又须防範这些具有独立意识的追随者偏离出轨。夺取全国政权后,这一矛盾更为突出。1950年代初,中共只有72万合格人才可充任各级职岗之需,而国民党时期则需要200万,缺口达三分之二[61]。现实需求使中共必须对知识份子有所让步,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骨子里的不信任又使中共不时敲打知识份子,要求他们必须全面接受左倾理念,绝对遵循红色逻辑。放鬆与压抑的交替互用,形成1950年代初期中共知识份子政策的扭八字轨迹。

经过几年的“现实教育”,大多数知识份子逐渐感觉到政治负担,“政治可以改变一切”的狂热渐渐淡退。鸣放时期的喷泻爆发,其实是长期积压的热能释放,才会有这样的真话:“希望生活在新中国的知识份子也摸一下自己的脊樑,挺起来,不再学易安居士或林妹妹那样娇滴滴地扭扭捏捏。”[62]北师大副校长傅种孙鸣放出知识份子的真正心声:

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与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糟蹋知识份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份子究竟造了什幺孽而致遭这幺大的祸殃。……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份子必然有罪吗?……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份子不寒心?……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63]

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幺高明。……在知识份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幺偏偏给知识份子加上个“旧”?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的态度。[64]

六、知识份子的分化

左倾意识形态高调推进,人文传统轰然崩坍,知识份子以年龄形成截然代沟,一切都预示着社会即将发生激烈震动。阶级论则使知识份子分化为左右两派,有了互斗互揪的社会基础,同时失去制衡的中间派。陈寅恪高足金应熙由中转左,公开亮旗叛背师门,写出很有份量的批陈文章;燕京校长陆志伟之女撰文《谴责我的父亲陆志伟》[65];包括胡适之子公开撰文批判乃父,这一类“时代新闻”被标榜为“新社会新风尚”。

丁玲原本对胡风心存感激。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总是想方设法将稿费寄给在湖南的丁母。丁玲将这份友谊看得很重,但在批判胡风时,丁玲公而忘私,违心狠批反革命份子胡风。郭沫若对胡风的批判火力甚猛:“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好些朋友都提到,我们的警惕性太低了,的确是。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67]1955年全国发表批胡文章2,131篇,其中作协会员佔544篇,各路名人多在其中[68]。

许多右派份子如果不是被打倒,他们也很想打倒别人。一位笔者熟识的右派,唯我独革,实足的极左份子,忘我投入反右,积极打倒别人。在送右派上车开赴改造地时,上级在车下突然宣布他也是右派,马上与几秒钟前的“敌人”同上一辆车,同赴改造地!1957年10月11日,团中央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泰斗级人物。邓友梅刚刚音调铿锵红头胀脸结束髮言,台下为他的有力批判热烈鼓掌,邓友梅认为这下总算立功赎罪了。突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站起来,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相欺骗,他——他也已被划为右派份子!”[69]

知识份子之间既然可以不负责任地互攻互讦,社会生活失去和谐诉求,各个击破也就是一种历史必然了。唇亡齿寒,古今同理。从相当意义上,胡风、章伯钧、罗隆基是被在野的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最后拱倒的,“章罗联盟”一词可能最早出自胡愈之[70]。如果舒芜[71]、浦熙修[72]、史良[73]、吴晗[74]等人不提供重磅炮弹,如果没有乐松生[75]、梁思成[76]、萨空了、千家驹这样的反右积极份子[77],没有赵文璧对罗隆基五十二条罪状揭发[78]……知识份子如不一拥而上落井下石,至少还不至于如此快就罗织起罪名,斗争尚不至于如此迅速升级。据综合判断,若非出于价值认同,揭发者断不至于出手如此果决。

社会生活明显处于错位出偏,居然还有那幺多知识份子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认定右派份子实属出洞毒蛇非打不可。九三中常委茅以升、严济慈、许德珩、裴文中等吁请坚决击退右派份子猖狂进攻。1957年7月5日,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张恨水向浦熙修发表“联合宣言”,敦促浦熙修进一步揭发罗隆基。《文汇报》的钦本立、柯灵也检举揭发“徐铸成一贯是个右派,是老右派。”[79]老舍撰文:“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一篇小说)意在煽动农民造反。”[80]

社会的整体左倾化,包括“右派”在内整个知识界对左倾理论的接受,乃是反右急速升温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知识份子自己不往前凑,“阳谋”就不可能迅速得手。晚年茅盾甚至不经意吐露:“想不到党中央会对右派平反!”[81]反右的大方向固然出自高层,但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则须倚赖基层。没有左翼知识份子的种种“自觉革命”,反右运动便不可能短期内即成燎原之势。

七、分析与思考

理想既是一切盲动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知识份子失去集体警惕的一大诱因。知识份子认为社会新生政治清平,一切都可万无一失地交给党,自觉交出独立思考,交出了绝不应该放弃的选择权与批评权,认为对当今执政者的一切批评已无必要。正是1950年代初期知识份子的这种幸福依偎感,才是其后痛苦不堪的起点,也正因为是被自己真心拥护的党所抛弃,这份折磨与痛苦才更为锥心难泯。同时,一片压倒性的讚颂,社会监督与纠错力量消散,也助长了高层领导“伟光正”的自信。

红色教授冯至有一口头禅——“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82]彻底上交个人权益与个体价值。但既然个人失去自我,还需要个性解放吗?还需要民主自由吗?还需要保护个人权益的法律吗?现代理念最基础的价值根基动摇了。《大学》云:“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码错价值序列、颠倒本末厚薄,欲达治平,岂可得乎?既然认同“全心全意”奉献一切,失去保护个人利益的理论依据,反右一起,知识份子既无质疑的理论武器,也无自辩的逻辑起点,更无自卫的政治力量。除了低头认罪虔心检讨,磕头如捣蒜,至多私下偷骂几句,实无它能。此时,他们才认识到缺乏体制保证的赐予式自由何等脆弱!失去理论屏障的后果多幺严重!

赫鲁晓夫(NikitaS.Khrushchev)发表“秘密报告”后,1956年春出现“双百方针”。最有理性的学者也一度头脑发热:“共产党要实现自建党以来孜孜以求的使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离不开知识份子。面对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而导致的知识份子的集体性消极反抗,除了调整政策以外,执政党别无选择。”[83]章伯钧甚至鸣放:民主党派要发展二三百万,农工今年就可发展到二三万,将来不仅发展到县,还要发展到农村[84]。章伯钧成右后,其女问他此前为何紧跟中共,章伯钧答曰:“谁也没想到中共会变成这样子。”李泽厚认为此语甚具代表性,为何那幺多人迭经运动仍敢鸣放,除了为国儘力等中国士子传统美德,最重要的还是判断失误,根本没有想到痛斥蒋介石独裁的中共也会没收言论自由,“包括没想到毛竟会完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传统专制皇帝。它是建国后一步一步走到了这个局面的。这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根源: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中国,任何革命导致的都是独裁专制。1911、1927、1949,无不如此。”[85]

无疑,左倾思潮得以掀起的最主要动力乃是共产理论——终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彻底刬除一切社会不公。国人居然相信“用黄金修造厕所”(列宁语),相信“物满为患”的君子国即将建成,相信“盛代无隐者”。只要读一下1950年代诗歌,就可感受到什幺叫“时代豪情”,就能触摸到知识份子的“不设防心态”。萧干后来反省:“我当时思想上对那种反常的搞法甚至也并不怎幺抵触。”[86]

赵紫阳晚年谈及反右:“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指毛)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準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87]毛泽东最初提倡鸣放,亦属形势判断有误。他听惯一片颂扬,认为力邀鸣放,断不会有激烈反面意见,这样既可得开明之雅声,又可戴民主之光环,还可向苏联显示自己身后不会有人作“秘密报告”,一箭数雕。然稍开言论,毛髮现知识份子竟存在“根本不满”,这才认识到赫鲁晓夫劝阻“双百方针”的预见性,领悟到“专政”的必要性,不得不以“阳谋”为自己的公开失信强遮强辩。

民众情绪与新政权的高度迭合,营造出“1950年代新气象”,形成“人定胜天”的社会热气,历史确实给了中共及毛泽东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可惜由于政经文化、意识形态及毛个人素质等综合因素,致使他们未能把握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反而将国家一步步领入反右,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高层也集体失声,通往大饥饿及文革的大门打开了。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知识份子也出了一份参与之力。1958年3月15日,万余知识份子彙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高呼:“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88]没有划右的着名知识份子尽数出席。就是绝大多数右派,也都认为反右是必要的,仅仅自己被整错了,只有极少数知识份子及时认识到反右的整体错误[89]。左倾文化造就了一代病态知识群体,历史的沉重就在于几乎人人都有份!

反右与文革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反面“人文遗产”,成为值得中国知识份子一再回顾的负极坐标,时刻提醒我们那条曾经走歪的路,以及何以走歪的根本致因——宗教式的左倾思潮缺乏最起码的包容度,一边製造罪错一边还不允许受难者发出呻吟批评,从一开始就违反了现代文明的基石:民主自由。国人当然还清晰记得1945年7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着名的“窑洞对”,毛说已为中共找到跳出政党兴勃亡忽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90]

[1]、[41]李锐:《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页164;146。

[2]陈明远:《知识份子与人民币时代:《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续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页26-27。

[3]吴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台北),1986年5月号,页56。

[4]、[22]、[24]、[53]、[68]、[83]于风政:《改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页10-11;210-11;214;161;398;432。

[5]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1256。

[6]朱光潜:《自传》,载杨里昂主编:《学术名人自述》(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页273。

[7]吴中杰:《海上学人》(桂林: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5),页91。

[8]李明:《铁树开花》,载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66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页410。

[9]、[69]、[80]从维熙:《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页215;30;24。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页667。

[11]余广人:《1949:国号之争》,载杜导正、廖盖隆主编:《重大决策幕后》(海口:南海出版社,1998),页10。

[12]特约记者:《永远的怀念——记“两弹一星”功勛科学家郭永怀》,《百年潮》,2006年第8期,页6。

[13]刘士杰:《长夜孤零的日子》,载《无罪流放》,页26。

[14]费正清(JohnK.Fairbank)着,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页506。

[1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127。

[16]、[45]季羡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页203;205。

[17]、[20]、[31]、[32]、[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154、198;482-83、526;633;277、315;352。

[18]雷海宗:《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光明日报》,1951年4月4日。

[19]张志让:《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新建设》,1949年第1卷第1期(创刊号),页3。

[21]陶孟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光明日报》,1951年3月29日。

[2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274。

[25]冯友兰:《发挥知识份子的潜在力》,《人民日报》,1956年1月15日。

[26]吴祖光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76。

[27]、56白桦:《暴风中的芦苇》,载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上册(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页142;118。

[28]傅雷:《傅雷家书》(北京:三联书店,1981),页116-18。

[29]、47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页92;17。

[30]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页187。

[33]徐悲鸿:《一年来的感想》,《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

[34]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新建设》,1950年第1卷第7期,页20。

[35]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誌出版社,2004),页216。

[36]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页17。

[37]舒衡哲(VeraSchwarcz)着,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页98。

[38]柳振铎主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页197。

[39]、61、65费正清(JohnK.Fairbank)、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91、页93(注释26);76;217。

[40]、46章立凡:《君子之交》(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页26;33。

[42]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256-61。

[43]马宇平、黄裕沖编:《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年国情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页740。

[44]杜高:《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份子的精神死亡档案》(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页96。

[49]《张闻天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页259、261-63。

[50]《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336。

[51]茅以升:《我的检讨》,《光明日报》,1952年2月21日。

[52]钱俊瑞:《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幺?》,《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5期,页12。

[54]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人数的调查报告》,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1949-1969)》(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160。

[55]李四光发言,《光明日报》,1956年2月5日。

[57]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315。

[58]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页110。

[59]、[76]、[77]、[78]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113;277-78;149;280-81。

[60]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原载《大公报》(香港),1950年9月22日,《中国青年》第56期转载,1951年1月。参见郜元宝编:《胡适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页175-78。胡思杜自杀于1957年9月21日,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125-53。

[62]黄裳:《嗲》(写于1957年5月26日),载《负暄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页1-3。

[63]傅种孙:《中共失策之一》,载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443-45。

[64]傅种孙:《我对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感到遗憾》,载《六月雪》,页455-56。

[66]张凤珠:《我看丁玲与舒群》,载《作家人生档案》,上册,页176-77。

[67]郭沫若:《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文艺报》,1955年第11号,页29。

[70]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页276。

[71]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编:《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页7-22。

[72]1957年8月10日下午,浦熙修在民盟中央批判会上发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281-84。

[73]1957年6月14日晚,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长篇发言,载1957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为头条。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13-19、59-60。

[74]1957年6月11日,吴晗主持民盟《光明日报》支部对储安平的批判,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59。吴晗人大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参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页223。吴晗另有揭发罗隆基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参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页292;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页276-77。

[75]1957年6月12日全国工商联常委会,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参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页355-56。

[79]姚杉尔:《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百名大右派》(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页159。

[81]沈楚:《待人宽厚的刘绍棠》,《世纪》,2004年第1期,页56。

[82]马嘶:《负笈燕园》(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229。

[84]李伯球在人大的检讨,《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参见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页223。

[85]李泽厚:《集帝王、叛逆于一身的毛泽东》,《明报月刊》,2006年9月号,页27。

[86]萧干:《萧干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页219。

[87]王扬生:《叩访富强衚衕六号》,《明报》,2005年1月30日,A4版。

[88]《知识份子在天安门宣誓》,《文汇报》(上海),1958年3月17日,第1版。

[89]中国新闻出版局审读处首任外长朱希(13级)为首批清醒者之一,入狱后仍不断上书中央,文革中差点被毙。参见从维熙:《走向混沌》,页355。

[90]黄炎培:《延安五日记》,参见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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